文清路上说曾几
日暮西楼，秋风渐劲，正是橙香季节。
街头信步。总是漫无目的地走，每每却在南门文化广场驻足。这里，霓虹闪烁，浮华中总能呼吸到些许文化的气息。更何况，连着南门文化广场的，是那条与赣南人血脉相承的文清路。文清路上，还有那位给这条街道甚至整个城市注入荣光的曾几、曾文清公。
曾几（1084-1166），南宋诗人。字吉甫，自号茶山居士，谥号文清，赣县（今章贡区）人，入仕后徙居河南洛阳。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执弟子礼，南宋“中兴四大诗人”中的范成大、杨万里也皆师从于曾几。1941，曾几辞世775年后，赣州把一条最耀眼的街道命名为文清路，以彰其德。
在赣南，南门文化广场不啻为一座城市的脸面。这里，古榕参天，岁岁衰荣，往来熙熙，过客如云。只是，当他们去处各异，心思迥然的脚步踏上文清路的街面时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，经世的目光怕只投向无边的琳琅，剔透的玲珑只眷顾取舍的拿捏，他们早就没有曾文清公的那份彷徨，也不再有家国风雨江海横流的沧桑……都说居安思危是存续梦想的源点，但物质本性中的污浊仿佛是熟视无睹却又无处不在的尘埃，于无声处蒙蔽了人们彻悟的灵台。今天，后人已经无法确知，刻苦好学，才华横溢的曾几是在怎样的一种心境中离开故乡赣州的，但是，我们仍可想见，当曾几把暮色的苍茫留给身后的街市，携家带口登上大码头的帆船时，他的心头，一定会夹杂着一个儒者对明德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忧患。遗憾的是，就在曾几43岁那年，一场涛天巨变粉碎了国人在画舫歌舞中被娇惯了的自尊。那年农历三月（1127年），金国铁骑横扫汴梁都城，掳徽、钦二帝和宗室、后妃等数千人，携文籍舆图、宝器法物等北返，北宋那艘巨舰仅167年就悄无声息地沉没了……写到这里我恍然大悟，曾几之所以要选择举家北迁了，是因为北方靠近前线！大凡是稍通历史的人都稔熟这样一个概念: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国难当头中,热血沸腾得最早的那一群,仅在赣州留下丹心足迹的就不胜枚举,比方说辛弃疾，比方说岳飞，比方说王阳明……还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队伍里灿若星斗的浩瀚一伍。
华灯初上，文清路飞虹溢彩。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年迈的勘者进行的一次例行考古，在重重叠叠的足迹中，去寻找属于曾几的那一行。
奇怪，无论我怎么端详，曾几的第一个脚印都不似踏进官场时的那种踉跄，而是径直地用一种几乎豪迈的从容，阔步于江西诗派，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”，从这首《三衢道中》可以看出，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，深受赣南朴实文化熏陶的曾几行文力避冷僻，文字明快，风韵流美，清新活泼，读来毫不费力，细味却别有情致，诚哉诗风，清晰可见。那么，是蜗居江南的曾几忘却了发生在江北的那场耻辱了吗?显然不是。也许,曾几的另一首《岭梅》,更能让后世之人窥见一个覆窠之下的诗人,于从容之中显露出来的儒者本性: “蛮烟无处洗，梅蕊不胜清。顾我已头白，见渠犹眼明。折来知韵胜，落去得愁生。坐久江南梦，园林雪正晴。”在曾几的诗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,迫于南宋朝庭的软弱和以秦桧为首的奸佞的淫威，凄风苦雨中的诗人虽双鬓斑白，但如炬的目光仍可穿透岭头的迷雾,在世人偏安一隅的痴梦中,期待冬日后的一场春雷,把一个浑沌的世界炸得通地彻清!也许,宦海浮沉的曾几明白,精忠报国从来就不是类似披肝沥胆那样的痛快淋漓，也不是披肝沥胆那样的直截了当。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都要经历一种无处着力的无奈。这样的无奈几乎成了英雄与庸夫的试金石,一部分人在无奈的磨砺中锋芒渐见,大部分人则经不住锻打的痛楚而没入阡陌。
曾几算是幸运的,虽说他没能如愿登上人生的巅峰,成为会当凌绝顶的笑傲江湖者,但是他看到了秦桧和他所代表海市蜃楼的烟消云散，看到了腐败与腐朽在民众觉醒后被摧枯拉朽地荡涤殆尽,看到了南宋朝廷回光返照的青春一刻。历史从来就是这样,把兴衰更迭看得泾渭分明的永远是来者,而写就历史的人往往因为过于追求自身在历史上的定位,反而有意无意地走进了历史的背面。
曾几肯定是幸运的。曾几的幸运,还因为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,成了今日赣州古城重振四省通衢往日雄风的一个缩影。如果曾几泉下有知,看到故乡的变化是如此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话,我想他那颗破土于赣南的灵魂,一定会重返故土。（张少华）
